撰文/拾文客栈，北洋史扒粪者，求真、慎识、体温凉。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三百八十七）：眼前自有一段空明，时见月在青天影在波。

在北洋史上，清廷逊位之后，自然是以北洋团体的“老头子”袁项城的声威最盛。不过在民国元年的料峭春寒中，禄米仓的第三镇北洋军步兵一支辎重队与驻扎在朝阳门外的炮队发生哗变，乱军里应外合，打开朝阳门，一路烧杀劫掠，史称“禄米仓兵变”，确实让袁项城灰头土脸且百口莫辩。不过这场及时雨一般的兵变，也给北上的迎袁专使们浇了一盆冷水，使得袁项城借机将南下任职束之高阁，所以多被认为是袁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加之北洋军阀诸多巨擘，大都没有回忆录性质的文字留世，仅有徐世昌的年谱中对此记载，也就 “二十九日驻京第三镇在京兵变，哄肆焚劫，枪声彻夜”十一字而己。

但是，是否是袁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不然，这样的鲁莽操作，断然不会是心机四海的袁胖子的手腕。首先就时间而言，袁其实有充分的时间，不必急急忙忙设于当日。因为就在这天晚上，早有安排一场提灯游会。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的“可控性”就要打折扣。而且南方专使并没有急于确定南下日期“培等二十七日到北京即见袁，二十八日又为谈话会，会诸君尚谦让未逞，故行期不能骤定也。”以袁之手腕，完全可以先南下，同时授意自己的部下如曹馄、姜桂题等，待自己刚刚离开后行动，随后自己再以“北方不靖”为借口暂缓南下，如此一来顺理成章，撇清瓜葛，岂不更好。

其次，即便袁项城有意策划，他也不需要让自己的卫队参与抢劫。袁之卫队有所参与，是在其顾问莫里循的书信中发现：“袁最亲信的是第三镇第五协第十标，也即袁世凯的卫队的营盘，就在我的住宅附近，里面堆满了抢来的东西。”同时，袁的另一幕僚许宝蒲也在“正月十二”这一天有“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的记载。同样为袁幕僚的叶恭绰，对当晚的回忆也提到有“当袁氏知道卫队，亦出外抢劫时，曾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与卫队”一事。上述三人与袁项城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密，却都不约而同地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这就说明其卫队至少是一部分确实参与，或者至少参与了发生后的抢劫。

若是袁项城策划指使，那么让自己的卫队参与进去，如何向天下人交代自己还有什么微信可言，岂不是让自己的处境更被动，更容易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此外，他更没有必要自己再躲到地窖里。但在叶恭绰对当晚袁的住处情形的回忆中，提到问讯后“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无独有偶，在许宝蕃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闻枪声甚近，遂与袁统避于地穴内”。而北洋旧人唐在礼后来也回忆说“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是没有把握，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息的几个人也确定了。”

可见，当晚袁项城曾躲到地窖中是事实。推崇“处变不惊”的军阀武夫，“躲入地窖”这类事情，是会被看作贪生怕死的，因此也是很影响自己的形象。如果袁确为指使，他自然知道这些乱军的底细，那么当晚事起之时，他恰恰应该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然而事实是他没有，所以要不是袁入戏太深，要不就是反向推定，袁世凯事先是不知道会有这场棘手的闹剧，也是时代机遇跟他开的一场玩笑。

参考资料：《菜根谭》、《北洋军阀史》、《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详考：兼谈史料与北洋军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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