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不管是国士文豪，还是英雄豪杰都不少见，但能在科学上取得卓异成就的人却屈指可数。即使是先秦的墨子；汉代的祖冲之，张衡；宋代的沈括；明代的徐光启，宋应星这些在科学领域上取得了不小成就的的大家，依然只是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手段，并没有从内心中去真正认可科学为毕生的事业。

如沈括而言，他广泛的将科学技术运用到了政治工作中。熙宁五年（1072年）作为新法的核心成员，沈括负责主持汴河的整治，汴河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的重点工程。但单纯依靠传统的望尺根本不足以完成如此大型的测量工程，沈括在走访了解沿岸后，创造出了分层筑堰水准测量方法。这种新的测量方式，充分解决了问题，较为精确的测量出了八百里汴河的水平度量。

同年九月，沈括又升任提举司天监，但当时的司天监因循守旧，依然使用的是旧式浑仪。但沈括却发现旧式浑仪，“黄赤道平设，正当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于是沈括广收民间天文之书，又改良浑仪，其成书还被收录到《宋史-天文志》，成为了了后世研究天文的重要文献。

此后沈括又利用运筹学的思路统领军队，从数学的角度上研究作战时粮草供应与部队进退的关系，在经略河北路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知任军器监时，沈括将猛火油，石脂这些说法各异的燃料，统一命名为石油，并利用油烟作墨。沈括在科学技术上的运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宋史•沈括传》记载道：“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细数沈括的各项成果，即使是我们现代人也只能叹为观止。

在数学上，他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推进了停滞了数百年的数学问题；在物理上，深入研究了磁化现象，比较了指南针的差异，并对声学上的共鸣现象加以了实验解释；在化学上，他利用湿法炼铜，详细记录了利用化学置换反应炼取铜的技术，同时还系统提出石油的说话，并利用石油制墨代替柴木。除此之外，其他的成就更是不可胜数。

特别是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更是被认为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共三十卷，十七个子目，收录了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到了天文，地理，数学，生物，化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还包括了文学，军事，音乐，艺术，政治等人文领域。

其中更为可贵的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如实记载了许多“卑贱者”的伟大成就，如市井小民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木工喻皓所作的《木经》；登州人孙思恭对龙卷风的解释；术士卫朴的《奉元历》；甚至是边境羌人的冷锻法等等。这些不为正史所重视的珍贵劳动结晶更是因为沈括的记录得以流传后世，为人所知。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梦溪笔谈》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更被赞为“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通才”，“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科学家”，“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小人“，死后却连墓志铭也没有，甚至个人的传记也只是被归在了其侄《沈遘传》中，《宋史》中蔡确更评价沈括道：“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

之所以如此，最被后人诟病其人品的，还是沈括捕风捉影利用诗词的陷害苏轼一事。王銍在《元祐补录》写道：“.......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

王銍在文中写道，沈括通过与苏轼交好，拿到了苏轼的诗文手稿，但转身却细查其中的词句，并将其献给了李定等人，这也是导致后来乌台诗案爆发的直接原因。《元祐补录》原本并不具备真正的公信力，之后《续资治通鉴资料长编》虽将这条内容收录在书中，但依旧将其标注存疑，认为其言不尽实。

在宋之后，沈括所在的变法派被士人看作导致北宋灭亡的祸首。因此对于变法派的一干人员，自然也都贴上了“小人”的标签，而《续长编》收录的内容也自然成为了沈括“小人”的证明。特别是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取用了这个一个观点，由此苏轼被沈括陷害便成为了后人的共识。

但实际上沈括陷害苏轼的说法，疑点非常之多。从时间上看，沈括至杭州大致在熙宁五年至六年（1072-1073）间，而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两者相隔五年的时间，要说还能作为证据，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是证物，《元祐补录》中说李定等人诬陷苏轼的诗集是来自沈括之手，但是实际上在《庚溪诗话》《石林诗话》《友义门》等众多宋人笔记中，都记载了舒亶向神宗进献诬陷苏轼的诗集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与出自沈括之手的说辞，显然是明显不符的。

最后是苏轼本人，苏轼及其亲属却从未表达对沈括的仇视，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写道：“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苏轼不仅没有提到沈括，甚至还将沈括送自己的烟墨上铭印纪念。

沈括本人一生不乏非议，先是保守派抨击他拥护新法，而后因为在免役法上与变法派意见不同，被后人质疑其人品，认为其在王安石被贬后，就迫不及待的抛弃变法派，又被新党打压，进而失去皇帝的信任。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其中有沈括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个人的渺小。

沈括也是如此，即使他背负了无数的非议，抹黑甚至是污蔑，也不能否定他作为新法能臣，作为科学大家，在当时乃至后世做出的杰出贡献。如今千年倏忽而过，我们在执拗于是非对错，也再没有了意义，即使毁谤加身忠奸难辨，又怎能否定先贤的成果呢？

在整个熙宁年间，变法与守旧，激进与缓图，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在今天后人通常认为新旧两党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但其实并非如此，很多人都是在其中摇摆不定，并没有固定的立场。随着时局的变化，人们的观点有所转也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苏轼，范纯仁等人早年对新法几乎全盘否定，元祐后却开始对新法有所保留，并力劝司马光不要废止新法，所以这此中的是非曲直，又怎么能一言蔽之呢？

参考文献：

《梦溪笔谈》《.李约瑟为什么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前半生考略》《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沈括没有陷害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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