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受中共直接或间领导的接左翼电影工作者经常用胶片和文章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不公和中下层民众的疾苦，批判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但却从没被执行电影审查制度的国民党当局列为禁片，这又是为什么呢？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审查机构为查抄苏联文学和左联作品，忙得焦头烂额，但电影检查会却没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

当时电影行业受资本操控，商业大片、小成本喜剧当道，不用政府出手，电影公司老板就先把不赚钱的左翼电影扼杀在摇篮里。可是武侠片集体被禁，无异于砍倒影界摇钱树。各大公司陷入剧本荒，不得不考虑与左翼编剧合作。当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期望看到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

1932年，中共借此良机，成立电影小组，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具体主持，小组势力逐步渗透进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电影公司。1933年全国出品七十多部故事片，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有四十多部。包括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电影都拿到了执照，尽管送审后都挨了剪刀，但没有一部成为“禁片”。

对于教育部和内政部电检会的不给力，国民党宣传系统教父级人物陈立夫十分不满，1934年亲自出马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重审许多已经过了审的左翼电影。夏衍编剧、赵丹主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表现资本家对劳工的残酷压榨，回炉后被剪一千多尺胶片，虽获准上映，但已支离破碎不知所云。

强势如陈立夫，亦没有对左翼电影发出严厉禁令。左翼电影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电影水平，国民党宣传部门欲振兴文化事业，无能力也不愿意将其赶尽杀绝。且左翼电影已成各大电影公司顶梁柱，电检会查抄几个攒武侠片的皮包公司不在话下，整治明星、联华等大企业，则要触及太多利害关系。

据传言，主管上海文教事务的潘公展就持有明星公司的股票。潘公展虽然对明星公司发了脾气，但也只是警告他们再这样拍就拿不到银行贷款，没有给予实际处罚。与张石川、郑正秋并称明星三巨头的周剑云，在聘请夏衍等人加入公司时，曾向他们交底：“各位也许不了解，工部局也好，市党部也好，只要有熟人，必要的时候‘烧点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所谓“烧香”，即行贿送礼。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查禁政策下，三十年代中后期，又诞生了《渔光曲》、《新女性》、《神女》、《大路》、《十字街头》、《风云儿女》等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相比之下，电检会对国外“辱华”影片拿出了雷霆手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大多贪婪猥琐，鸦片、小脚、娼妓等落后符号亦被夸张放大，国民政府认为损害中华民国国际形象。派拉蒙、华纳等公司均有影片被中央电检禁映并没收拷贝。

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开拍前也险些被电检会拒之门外，理由是剧本中的华人形象“几无一正人君子”。市场压力下，米高梅公司不得不派代表来华，与中央电检会达成摄制协议，同意由中方派员监督拍片，接受中方的修改意见，完成后将影片送审。为了获得拍片权，制片厂同外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在好莱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将废除电检制度的议案摆在谈判桌上。国民政府表面放宽文艺政策，实际非但没有裁撤电检会，还把电检会设为行政院直属机构，同时受国民党中宣部领导。

1945年至1948年的三年中，送检的一百六十二部国产影片中有四十八部被删剪或禁止。1948年1月，在上海《大公报》主办的“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上，阳翰笙说，中国电影面临“主要的困难是检查制度。我们二十年来在剪刀下生活，我们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过检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时一个电影，什么都好，故事好，体裁好，主题好，一切都好，却只有一样不好，就是通不过检查官的剪刀”。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巅峰之作，但当时这部电影险些成了禁片。送审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讽刺性对白，公务人员玩牌、收金条等镜头，便衣密探捕人、主人公弟弟打游击等情节都被剪掉，即使经过修剪，还是有人认为应当禁映。郑君里经验丰富，赶紧给检查官员送去花篮，花下埋伏着几块金表，终于有惊无险拿到许可证，剧组人员接到喜讯抱头痛哭。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连映三个月，观众超过七十万，创下国产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甚至有盲人在家人搀扶下走进电影院“聆听春水”。

影片《乌鸦与麻雀》聚焦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陈白尘、郑君里等主创特意准备了一份和谐版剧本交给电检会，真正的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的稻草堆里。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江，国统区统治基本失序，电检会形同虚设，上海警备司令部直接派人闯到《乌鸦与麻雀》片场，没收胶片勒令停拍。当时片子已经拍了三分之一。摄制组宣布解散，实际晚上仍然关着门偷偷拍。坚持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影片顺利完成，于1950年初上映。《乌鸦与麻雀》永远没有拿到国民政府电检会的许可证。

1949年5月20日，电影检查处工作人员在国民党军队即将撤守上海前夕，乘轮船撤退，转赴台北。命途多舛的中国电影界，即将迎来全新的时代。